中国画的“形”与“神”
莫建文

      谢赫在《画品》中指出：“图绘者，莫不明劝戒，着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也说：“夫画者，成教化，助人轮”，强调了人物画创作在社会上的功利性。除此之外，最主要的是艺术形式的独特性，审美心理的趣味性，追求笔墨意趣，以及“以形写神”的意象造型从而达到“神”的意境。
      中国画意象造型的最大特点是以线造型，注重“骨法用笔”。由于个人的经历、性格、观念上的差异，以及描绘的对象、内容题材不同，所采取的线的样式也不同，因而创造了“十八描”，这些线描的样式最适合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因而也最适用中国人物画的意象造型。这些线的运用或长或短，或刚或柔，或行云流水，或“淡雅明洁”。用笔则讲究“轻重恰合，浓淡得宜”。不追求直觉的真实，不受外在光、色变化的影响，“以形写神”，“似与不似之间”，创造意境追求“神似”。
      用不同的方式呈现不同的人物造型及表现形式，无论风格怎样有异，却摆脱不了对自然生活的认识与体验，反映本民族文化内在特征与精神，与传统有着不可断裂的联系及相贯通的连续性。“意在笔先，画尽意在”，“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法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张彦远）
      中国画是以线条来表现物体形象，线本身含有笔法和墨法，勾线运用灵活，勾取对象轮廓以后再施色“随类赋彩”，并赋以个人的思想感情，达到“情景交融”。在我国绘画史上，善于以意使法，恰到好处地充分表达创作意图有过许多很好的范例。
      例如张萱的《捣练图》，对捣练活动的细节描绘，表现了妇女生活的舒适；在《虢国夫人游春图》中，对主角人物的从容神态，轻快的马蹄，服饰的明丽，传达了春天郊游的欢愉与贵族生活的心情。画中那些略带夸张的表现手法是张萱的绘画特征。以写实的风格与富于变化的笔法相融合，是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佳作，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作为人物画的创作，是把从生活中得来的各种印象，概括成为能充分表达思想的形象，抓住那些最能富于表现力的瞬间，构成耐人寻味的意境，而且具有东方特有的艺术风格和审美价值。
      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就是通过深入体察目识心记，概括提练创作的生活画卷。在这幅作品中作者以长卷连环图形式，通过分段展开场面，对人物的神情、环境气氛鲜明的对照，刻划神态细致入微，记叙了韩熙载当时夜宴的情景，是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相统一，寓意深刻。
      人物画、肖像画的创作，绘画技法形式多样，各有所长：李公麟的白描劲拔有力，而梁楷的疏体（写意减笔），画风简洁，笔意生动，是典型的“以形写神”崇尚神韵“夸张变形”、“不似之似”的意象造型（大写意）风格画家。他的《布袋和尚图》构图简明有力，用笔粗放，寥寥数笔神态活现，脸部五官用工细，流畅自然的笔法刻划一个笑容可掬，其淡泊而又喜笑于世的神态，仁慈而宽厚。再如他的《泼墨仙人图》采用酣畅的浓墨法，描绘出仙人步履蹒跚的醉态，用简括细笔夸张地刻画面部神情，形象奇掘生动幽默，是作者凝神联想，把落笔以前心底隐含的思想感情体现出来，产生了一种动人的境界。
      不同的艺术造型则是画家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感悟的结果。
      明代画家陈洪绶是兼山水、花鸟、人物画于一身的集大成画家。他的人物画对后世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而曾鲸在人物肖像画创作上可谓独擎一帜。《张卿子象》轴是他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此图描绘杭州著名医学家张卿子的肖像。画面背景没有任何景物、道具点缀，画中张卿子身着青袍朱履，略侧身躯，仪态端庄自然，面带笑容，一手拈须，缓步行走，宁静、坦荡、和善的性格特征，刻划细致入微，重墨骨、多层次体现面部结构的凹凸起伏，有较强的体积感，结构清晰，比例适度，动作自然，线条垂长多变，笔墨趣味浓厚，形象传神。
      描绘带情节性的故实人物画，可以通过事故的复杂情节，交待所表现的内容。而肖像画则是通过对人物外貌的描绘，表现内在特征，从而表达作者的思想内容。而外貌的逼真（形似）只能告诉观众：画中人物的胖瘦文野。而通过这些外貌同时看到内在精神气质，才能透露作者对于人物的认识与态度，从而引起观众对画人物的总的评介，达到启发教育的作用。
      中国传统人物肖像画谓称：“传神”、“写照”、“写真”，要求“以形写神”，通过对对象的神情、性格的细心观察、揣摩、体会，“物我两忘”，然后“骨法用笔”、“墨分五色”，“抒情达意”以至“形神兼备”。例如任伯年的《酸寒蔚象图》轴，画面简洁单纯，除人物外，并无其他背景，更突出了人物的神情特点，可谓“传神”。以勾勒、点缀、泼墨等手法交替互用，色彩鲜活明丽，画面整体而无琐碎，而细部精心刻划，以书法参用于画意，给人以惊奇不凡之感。而“扬州八怪”之一黄慎的人物画更是以草书入画，更好地表现自己疏狂的个性，造型传神写意，艺术概括力强。
      例如黄慎的《渔翁渔妇图》，着重于写意，描写对象不拘泥于形式，画中人物体态生动，呼应密切，充满生活之乐趣，衣纹连勾带皴、染、洒脱随意、自由流畅，面部手脚略施淡赭，属水墨大写意之佳作。
      艺术作品是一面镜子，他形象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同时也反映着艺术家的思想与艺术才能。
      中国近现代一批画家以徐悲鸿、蒋兆和为代表，受西方绘画艺术的影响，主张引进西方艺术，实行中西合璧，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补之，西画可采入者融之”的艺术主张，并以素描为造型基础，对中国画进行改造，这种主张写实的造型观念，对近现代中国人物画的创作影响深远。
      以徐悲鸿的《愚公移山》，蒋兆和的《流民图》为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把西洋的造型技巧和中国画的传统笔墨揉合在一起，以深厚的造型功底和坚实的笔墨技巧为基础，从了解、熟悉、掌握人的形体结构上进行研究，写生与深沉的思想熔为一体，勾勒皴擦、水墨渲染，造型严谨，形象刻划精细，画面厚重富有真实感。
      “总的看来，中国画的创作可以各擅胜场，有隐有秀，百花齐放，殊途同归。艺术的直接性与间接性的矛盾统一，想象与自由而又必然的和谐运动。形象的直接性可以少而精，肖像画形象的间接性要求深而广，一个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一个是只着一字境界全出；一个能令人动心惊耳，拍案叫绝，一个却叫人一唱三叹，低回流连。”（李泽厚《艺术的直接性与间接性》）
      中国历代画家共同创造的艺术表现形式——中国水墨画，形成了鲜明的民族艺术风格，几千年积累的丰富经验浩如瀚海，博大精深，熔铸在艺术之中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美学观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教科书。独特的民族性，在世界艺林中可谓独树一帜。这是我们民族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如何看待传统，如何继承与创新，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回避的大问题，中国历史传统富于强烈之历史延续性，而一切人文社会科学之研究必能守旧而后才能开新，一切人文社会科学之论述如能根植于中国文化之传统，则必不流为横面之移植，而能进为纵面之继承，并寓开来于既往。
      今天的人物画家一旦离开了对人的研究和表达，就没有发展可言。